阶段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动力及趋势
冷战结束之后，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9·11事件”之后，这一调整进一步加深 。大国关系的调整，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它对于后冷战时期的国 际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而这一调整的走势和结果，对于各国 外交都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一、“9·11”后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
“9·11”后，大国关系调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总的趋向来说，它是冷战结束后大 国关系调整的继续和深入，基本动力和基本方向没有改变。(注：美国政府2002年9月公 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2001年的‘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 其他主要世界力量中心的关系，并且开辟了广阔的新机会。”实际上“9·11事件”更 多改变的是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态度，而不是其他大国对美国的态度。无疑，“9·11事 件”使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是否是根本的改变还需观察。)“9·11事件”的 突出影响在于它有力地强化了其中的两个动力因素——全球化和大国国内政策。全球化 一方面使大国间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加深，共同利益增大；另一方面也使某些原来 只存在于局部的问题国际化，国际恐怖主义即是最突出的表现。国内政策因素是指一国 政策的变化对大国关系发生的作用，这一政策变化可以是国内政治和国内形势变化在其 外交政策上的反映，也可以是单纯的外交政策调整。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增强导致原有动 力组合形态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使大国关系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突显，使反恐上升为对大国关系具有支撑功能的新的利益 交汇点。反恐对大国关系的支撑意义，不仅体现在打击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中 的合作。事实上，在阿富汗塔利班被摧毁之后，国际反恐已经从具体行为抽象为共同接 受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之下，国际反恐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为预防国际恐 怖主义的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重要性变得尤为突出，这对于大国合作提出 了新的要求。国际反恐不仅使大国的共同利益面增加，而且使国家利益的传统形态和对 它的传统理解发生变化，某些传统矛盾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减小或是退居 次要地位。以美俄关系为例，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说与俄罗斯的政 治和安全利益相矛盾，但从反恐利益来说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反恐利益和传统地缘 政治利益的碰撞既没有抵消前者，也没有使后者消失，它们处于矛盾的状态下，在一定 条件下可以发生某种程度的妥协，甚至是不同国家利益的交叉融合。
其次，传统的安全观念、安全思想和安全战略遭到强烈冲击，大国开始从根本上重新 考虑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同程度地调整了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美国 和俄罗斯的调整幅度最为显著。由于在反恐目标之下的合作受到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调整的深度支持，俄罗斯与美国在“9·11事件”后大幅度改善关系，打破了两国关系 自1993年以来徘徊不前的僵局。俄美关系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大国关系的再调整，它是新 一轮大国关系调整的核心环节，整个大国关系的调整实际上围绕着俄美关系的变化而展 开。
再次，大国关系出现了深度调整的趋势。大国关系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后的快速调整时 期之后，失去了强劲的动力，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僵滞。“9·11事件”的发生重新激活 了已经有些冷却的动力源，并且使大国关系的调整在性质上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国家集团因素进一步减弱。大国关系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且具有深厚的国家 集团背景。冷战时期五大国中的四个国家分属不同的国家军事政治集团，中国虽在其外 ，但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亦受到大国集团因素的作用。在后冷战时期，苏联集团瓦解 ，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尽管依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但对大国间双边关系的作用明 显减弱，双边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驱动力。大国关系也越来越成为比较单纯的双边 或多边关系，与国家集团的直接联动效应趋弱，特别是负面效应，如俄美关系的恶化并 不直接带动俄欧关系的紧张，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矛盾对俄欧的关系也没有造成严重障 碍。“9·11”之后，中、美、俄、欧、日等大国越来越主要是从双边的角度考虑相互 关系，“非集团化”倾向更加明显。非集团化一方面使大国关系简单化，另一方面也使 大国关系出现了更多结构和组合形式的可能。
二是非敌对性趋势进一步加强。非敌对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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