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文化解读

时间：2023-10-31 10:19:50 泽彪文学艺术论文我要投稿

翻译的文化解读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翻译的文化解读相关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概念：

　　1.口译（interpretation）或进行口译的人（interpreter）（口译又称：口语翻译），一种职业。

　　2.笔译（translation）或进行笔译的人（translator）。

　　3.法律用语，例如：

　　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以注册并禁止使用。”

　　这个“翻译”来自《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中的“translation”。

　　由于翻译有直译、音译、意译。而且，同一种方式，可能会产生多种译义，以何种为准关系到如何保护驰名商标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第一，驰名商标是否具有明确含义，并且与汉字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第二，驰名商标的音译是否是习惯的；

　　第三，翻译方式是否已为公众，尤其是市场所认可。

　　形式：

　　这个过程从逻辑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你必须从源语言中译码含义，然后把信息重新编码成目标语言。所有的这两步都要求对语言语义学的知识以及对语言使用者文化的了解。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一个好的翻译，对于目标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应该要能像是以母语使用者说或写得那般流畅，并要符合译入语的习惯（除非是在特殊情况下，演说者并不打算像一个本语言使用者那样说话，例如在戏剧中）。

　　翻译有口译、笔译、机器翻译、同声传译、影视译配、网站汉化、图书翻译等形式。随着IT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最后又诞生了真人服务的“电话翻译”，所以形式越来越多，服务也越来越便捷。从翻译的物质形态来说，它表现为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具体可分为四类：

　　①有声语言符号，即自然语言的口头语言，其表现形式为电话通讯、内外谈判和接待外宾等；

　　②无声语言符号，包括了文字符号和图象符号，其表现形式为谈判决议、社交书信、电文、通讯及各种文学作品等印刷品；

　　③有声非语言符号，即传播过程中所谓的有声而不分音节的“类语言”符号，其常见方式为：说话时的特殊重读、语调变化、笑声和掌声，这类符号无具体的音节可分，语义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信息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得以传播的，比如笑声可能是负载着正信息，也可能负载着负信息，又如掌声可以传播欢迎、赞成、高兴等信息，也可以是传递一种礼貌的否定等。

　　④无声非语言符号，即各种人体语言符号，表现为人的动作、表情和服饰等无声伴随语言符号，这类符号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性，比如人的有些动作，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语义信息完全不同，不仅如此，它还能强化有声语言的传播效果，如在交谈时，如果伴有适当的人体语言，会明显增强口头语言的表达效果。

　　这四大类符号既可以表达翻译的原码，也可以表达翻译出的译码，它们即可以单独作为原码或译码的物质载体，也可以由两种、三种、四种共同组成译码或原码的载体。

　　从翻译的运作的程序上看实际包括了理解、转换、表达三个环节，理解是分析原码，准确地掌握原码所表达的信息；转换是运用多种方法，如口译或笔译的形式，各类符号系统的选择、组合，引申、浓缩等翻译技巧的运用等，将原码所表达的信息转换成译码中的等值信息；表达是用一种新的语言系统进行准确的表达。

　　上文的诸多翻译形式可以归纳为一点，翻译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信息传播。整个翻译活动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者之间的一系列互动关系。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

　　要求：

　　翻译是语际交流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一般来说，翻译的标准主要有两条：忠实和通顺。

　　忠实

　　是指忠实于原文所要传递的信息，也就是说，把原文的信息完整并且准确地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得到的信息与原文读者得到的信息大致相同。

　　通顺

　　是指译文规范、明白易懂，没有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

　　发展历史：

　　西方历史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上至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旧约》和用希腊文写的《圣经新约》，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圣经》的翻译是一件大事，它帮助许多国家的语言奠定了基础。在古代希腊、拉丁文学方面，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喜剧和抒情诗，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0～前250）、卡图卢斯（约公元前87～前54）、普卢塔克（约公元46～120或127）的作品等等也多次被译成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在保存古希腊文艺方面，阿拉伯译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欧洲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其他大作家，如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安徒生、易卜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莫里哀等等的作品，也都多次被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在东方文学方面，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日本的能剧、中国的小说诗歌、印度的《故事海》、《薄迦梵歌》、《沙恭达罗》等等都译成了欧洲语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五卷书》，它通过中古波斯文和阿拉伯文译本，反反复复地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历史

　　起源

　　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诗经》中就讲究翻译的信达雅，《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之总称。《礼记·王制》提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字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

　　由于中国早期历史所处的环境，中华文化的近邻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直到佛教传入前，翻译并不广泛存在。

　　历史

　　宗教文献翻译在历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在佛经翻译中，译者在翻译经藏的时候往往会在文件中修饰，令译文更切合中国文化。他们会在译本中增加一些中国的传统观念，如孝道等。

　　据中国君友会佛教文献记载：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是一个立志高远、意志坚强的僧人。28岁时，他抱着“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的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西行有如下的描述：“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飞，空外迷灭。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窗，蹑霜雨而前跃。”玄奘西行印度17载，其间历经艰辛，回国时已是45岁左右。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译经，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000多万字。玄奘的译著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作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在中国，佛经的翻译自后汉至宋代，历一千二三百年，这样历久不衰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理论，也以佛家为最有系统、最深刻。

　　晋代道安（314～385）主张质，即直译。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种不容易做到的情况。

　　苻秦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主张除“得大意”外，还须考虑到“文体”。他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

　　隋代彦琮（557～610）最推崇道安的理论，他主张直译，提出“八备”和“十条”。“八备”指翻译者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十条”指他对译文体例、格式的十种规定。到了唐代，玄奘是中国翻译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质并重，但似以质为主。他没有留下专门阐述翻译理论的文章。《翻译名义集》中记载了他的“五种不翻”的学说，指出有五种词语只能译音。

　　北宋赞宁（919~1001）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佛经的“六例”，详细探讨了翻译中六个方面的问题。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翻译是一种艺术（如翻锦绮），它将（语言的）形式加以改变（左右不同），而内容不变（背面俱花）。

　　北宋（960～1127）初期还有翻译活动，以后逐渐衰微。它的重新兴起始于明代（1368～1644）永乐五年（1407）。那时由于对外交通的需要，创立了四夷馆，培训翻译人才。明代末期，西学东渐，翻译工作更活跃起来。但此时翻译的方向已完全改变，不再是印度的佛经，而是欧洲的天文、几何、医学等方面的典籍，中国翻译史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代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对翻译工作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说：“且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这是说，中西语言结构不同，文章脉络不同，西方有的术语为中国所无，口头解释一下还可以做到，笔译成文，人家就看不懂了。

　　同时代的一位中国科学家李之藻（1565～1630）在描写当时外国传教士的译书态度时说：“诸皆借我华言，翻出西义而止，不敢妄增闻见，致失本真。”此时的翻译往往用合作方式，同初期佛典翻译相似，即中国学者与外国人合作翻译，润文的责任则放在中国学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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