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从我的成长经历谈教育
对于21世纪的教育，我谈不出系统的大道理，但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回想与下一代年轻人十多年的共事经历，总觉得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这些体会也许对教育应该如何改进有所启迪。
我就读的中学是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简称南模）。从30年代直到50年代中期，南模与省立上海中学（简称上中）是公认的上海两所最好的中学。主要原因是师资水平高，按一批优秀教师的能力，完全可以当上海交通大学的讲师，他们有的也得到过聘书，但由于南模工资高，所以被吸引到南模任教。1956年6位南模的优秀教师奉命调入大学任副教授，后来又不断有优秀教师抽调至大学，南模元气大伤，怪不得当时的校长沈同一说：“南模好比一碗馄饨，现在把馄饨都捞走，就只剩一碗汤了。”实际上，还是留下了若干“馄饨”，没有全捞走。后来任校长的赵宪初先生显然是“馄饨”，他教的数学、尤其是三角，在上海是有名的，生动活泼，使人长期不忘。“文革”期间，赵先生难免进了牛棚。当时有一位著名的美藉华裔科学家要求拜访赵先生，领导不便阻拦，于是在工宣队员陪同下见了面。这位学者向赵先生深深地鞠躬后说，“中学讲的很多内容后来忘了，但赵先生教的三角却一直记得”。由于老师的讲课不是填鸭式的，也没有很多疲劳轰炸式的课外作业，所以学生有充裕的时间从事自己爱好和感兴趣的事情。北京22中的特级数学教师、全国人大代表孙维刚从来不布置繁重的课外作业，要求和监督学生晚上9∶30一定要睡觉，不能再做功课。他认为负担过重一定学不好。他的学生考取名牌大学的比例很高，不仅考分高，能力也强。
现在人们经常议论把应试教育改成素质教育，但关键在于要大量兴办各种类型的高校。几年后中国的中学毕业生将以独生子女为主体，家长将把子女智力投资作为头等大事，教育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重要产业之一。除了国家增加教育投入外，政策上应鼓励私人、社会力量、企业、甚至外资投向教育。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的优秀毕业生中的大多数去了美国，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提高中学、大学和研究生的教学水平，但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却把20多岁到30多岁最宝贵的黄金年华贡献给了美国企业。我们培养的大批学子可以流向海外，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外资兴办高等教育，为我所用?实施素质教育的另一重要条件是提高师资水平，有了名师才有名校。我有幸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54年我在北大数学力学系时，一年级的3门基础课是江泽涵（当时的一级教授）、程民德（当时是37岁正教授，后当选为学部委员）、丁石孙（当时20多岁，后任北大校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3位老师教的，可见50年代的北京大学很重视让最优秀的教师担任基础课。扎实的数学基础使我终生受益。在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中，数学的作用表现在下面3个方面：（1）设计出好的算法；（2）严密的逻辑思维；（3）对具体问题抽象化的能力。
现代科学技术离不开合作，离不开团队。像陈景润那样，只靠看文献和个人异常刻苦的独自钻研，在某一领域取得突破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少。对高新技术产业而言，团队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尤其显得重要。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做学生干部，直到大学毕业。12年的学生干部经历，使我懂得要团结人，要为大家服务，要接受别人的批评，甚至受各种委屈，而这种磨炼对我后来取得一些成绩起了重要作用。
多方面和跨领域的知识会提供更多的成功机会。我1958年毕业后从事了3年计算机硬件的研制工作，1961年决定转向软件，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1962—1965年软件方面的实践，使我大开眼界，才有可能在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中学期间我的语文成绩不差，也很喜欢历史（至今仍如此），文科的知识起码帮助我增强叙述的条理性，提高表达能力和更好地抓住重点。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曾极力主张贯通文理两学科的界限，使学文的能兼学理科的某些知识，学理的能兼学文科的某些知识。季羡林先生也多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近年来跨学科的研究开辟了很多新领域。例如：数学与金融的结合，产生了金融数学这一新学科；计算机科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在认知科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与历史、考古相结合，在夏、商、周断代方面取得突破等等。老一辈的学者，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钱钟书、季羡林等，年轻时都在国外留过学，从而把西方的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以学贯中西而超越前人。由于电脑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更快地掌握前人的知识，了解其它领域的发展状况，更有效地进行国际交流，从而创造了超越前人的良好条件。
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充满机遇和挑战。杨振宁先生说过：“中国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如卫星和火箭技术，中国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学会怎么把科技改变成为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办法。”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特别需要下面两类人。
一类是有市场头脑的技术带头人，最好具备以下素质：①扎实的基础；②创造才能；③对发展方向有比较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④具备市场头脑，对当前和未来市场的需要比较敏感；⑤善于从行业和用户中吸取营养，设计出让用户心花怒放的功能；⑥有锲而不舍地实现商品化和产业化的决心和毅力；⑦能团结和领导一支队伍。
另一类是有技术背景的管理专家。
高新技术企业创业时带头人的作用往往是主要的，而持续发展时管理专家显得更为重要，国外公司都是靠出色的管理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1984年Cisco的起家，靠的是斯坦福大学教授LeonardBosack和SandyLerner夫妇在网络产品路由器方面的发明创造，但这两位教授并不善于经营企业，所以于1990年以2亿美元代价卖掉Cisco，从事自己更擅长的工作去了。Cisco90年代的大发展则是在管理专家JohnChambers（MBA出身）领导下实现的。IBM内不乏大量技术尖子，但1992年亏损100亿美元，并非计算机专家的郭士纳上任IBM总裁后，大刀阔斧改革，重振雄风，现在年盈利达100亿美元。
培养创造型人才，一定要在学校和研究部门建立学术民主的风气。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先生曾说过，他到美国后的最大收获是懂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丹麦大科学家玻尔访问前苏联时，有人问他：“用什么办法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周围?”玻尔回答说：“因为我不怕在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也倡导民主学风，使年轻的钱学森养成创造性思维的习惯。有一次他鼓励钱学森在美国航空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与当时的大权威冯·米赛斯观点不同的意见。另一次师生激烈争论一个学术问题后，冯·卡门十分生气，说话尖刻。事后经思考发现学生是对的，第二天一上班就爬上3楼，来到钱学森的小小办公室，恭恭敬敬向钱学森行个礼，承认自己错了。钱学森又把这种平等和民主的学风带回中国，在两弹一星的事业中发挥了作用。
21世纪中国科技的发展需要创造型人才，也需要杰出的管理帅才，后者能把一批技术尖子组织起来，引向正确的学术方向，完成攻坚任务，或者把他们的创造才华聚焦到市场上最能显示效益的地方。以往的应试教育，只重考分、不注意全面素质的培养等等，都是培养这种人才的障碍。21世纪中国面临巨大机遇和挑战，如何在教育和其他相应的环境方面创造条件，使更多的出类拔萃人物能够脱颖而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