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时的特殊考试
6月3日，星期二，天气很好，阳光暖暖地照着，心情也很好。拿到了当天的文汇报，习惯地翻看着，忽然《文新问卷调查活动结束七万读者参与，千余读者中奖》的新闻跃入眼帘。就像是有心灵感应，我迫不及待地翻到第八版，在第一时间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文新特别奖”，幸运就这样在不经意间降临到我的头上。
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文汇报？想来已经有十几年了。还依稀记得，那个时候自己太小，不认识繁体的文汇的“汇”字，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的我，还是千里之外一个北方都市里的懵懂孩童，文汇报是带着上海人特有的优雅知性、明朗大方走进我的生活的。儿时的我，对报纸、对书刊、对任何一样有文字的东西都表现出特别的崇拜和痴迷，于是有了我生命中第一次特别的考试。
1984年，我四岁刚刚上幼儿园中班，却着迷一样要跟着邻家的姐姐去上学，直至宣布“罢园”。人还没桌子高，又远远不到规定年龄，怎么可能上学？爸妈苦口婆心地劝，软硬兼施都没有用，我宁可被锁在家中也决不再踏进幼儿园一步。无奈之中，妈妈认真地和我作了一次谈话：“如果你自己能说服校长收你上学，那你就去吧。”我真的去了，站在校长宽大的办公桌前面，自豪地表示：“我会读报纸，会做算术题，所以我要上学！”校长笑了，他也许觉得这样小的孩子太可爱，甚至太好玩，于是他从桌上拿起一张报纸：“你念来听听。”那是一张文汇报，尽管不太能理解全文的意思，尽管在断句上显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还是念完了整整一版的报纸。在校长惊异的眼光中，我如愿以偿跨进了小学校门，成了一个坐在椅子上还够不着桌子的“袖珍”学生。时光久远，我早已不记得当年读过的文汇报是什么内容，但或许从那时起就种下了缘分的种子。
十几年过去了，我长大了，离开养育自己的家乡，在上海求学一转眼也已有六年。再次读起文汇报，已是一种见到家乡人般的亲切。不知不觉中，我的呼吸、我的情感，已经深深地烙上了上海的印迹，文汇报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后来，文新集团举行“文汇报进高校、进社区”活动，我也和千万学子一同成了受益者。报纸毕竟有限，可想看报的同学太多，楼长想的办法是卫生评比，只有得满分的优秀寝室才能“享受”到获得报纸的待遇。记得那时我们每天干劲十足地大扫除，像关注国际大事一样关注评分的黑板；有一个星期因为忘了把窗帘拉开被扣了0.5分，得不到报纸的我们每次路过楼长时，都对拿着报纸的同学投去羡慕的眼光。
这个春天，我住进了学生公寓，每天中午看文汇报成了寝室中的头等大事。与炮火中的伊拉克“零距离”接触，关注来自北京“两会”的消息，一直到SARS的阴云突然笼罩在祖国的上空。最多的信息，就来自文汇报。
五月，作为临床医学的研究生，我报名去了上海市防非咨询热线。一个班次就有150多个咨询电话，市民的电话五花八门，好在有文汇报。有人问最新的疫情公告，出发前刚看完文汇报的我脱口而出准确数字；有人想买几近脱销的测温器，我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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