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政治权威与现代化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其现代化过程中究竟采取何种政治形态来适应发展的需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态有什么共同的特点？这种政治形态在多在大程度上对其现代化的成功起到推进作用？它具有那些消极特征和问题？这是东亚现代化研究中特别受到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尚未对这些重要的问题从学术上进行系统的研究。要研究东亚的政治形态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就必须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发展政治学、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学等边缘社会学科的方法，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我国台湾这四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治形态的形成、权威合法性的基础、权威政体向后权威政体和民主政体的转变的历史过程、这种转变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条件，分别进行个案的研究和探讨；只有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并进而对东亚与南亚、南美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政权进行比较，才有可能概括东亚型的权威政体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特征。
对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权威形态的研究，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分析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权威面临的各种挑战。国家权威作为一支“看得见的手”，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整合中以及在创造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过程中的作用，国家与发展中的市民社会的关系，这样一些涉及国家的现代化功能的重大课题，近年以来，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而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现代化的研究本身又可以为这些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东亚权威政治研究的启示意义】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在国情条件诸方面与上述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中国在历史文化和与民族性方面，在高度集中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向以市场型的运行体制的结构转型方面，均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有着类同之处。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市民社会、市场化的企业与地方的自主系统的发展，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的脱序或失范的出现，国家权威同样也面临着种种挑战。国家与社会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国家、知识分子与实业家之间，在角色定位和社会功能方面以及在彼此协调关系方面，均面临着过去所没有的新的问题，例如，市场经济发展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关系，国家权威与公民自由的关系，权威与法制建设的关系，大众政治参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传统文化价值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共识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都越来越进入学者们的思考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权威政体与现代化的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权威主义的基本定义】
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权威主义的原义是指统治者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而并不顾及后者的意愿。其内涵颇接近于家长制主义（Paternalism ）。权威主义的特征是，过于集中的权力的运作没有或缺少宪法的约束；权威合法性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而是被认为来自某种权威者本身天赋的某种特性。例如神的意志，天道，专制君权的嫡传，他们所具有的超凡品格，国家的神圣使命等等。广义的权威主义包括所有的专制独裁和家长制政权。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民主的价值越来越普及的时代，权威主义往往在日常语汇中是一个贬义程度很高的用语。例如，西方学者往往用权威主义人格来表征那种反民主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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