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读书为哪般？

现在读书为哪般？

现在读书为哪般？——谈不同时代读书的不同价值取向读书，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在中国从古到今一向为人所看重，但在不同的时代，读书的价值取向却有着极大的差异。如果把我国社会粗略地分为古代、近代与当代，与之对应的三种不同价值取向，分别可称之为：一读书为“明道”；二读书为求知；三读书为学技。那么也可分别给不同时代的读书者一个不同的“头衔”，闻道者称“读书人”，求知者称“知识分子”，学技者称“有文化的劳动者”。一、古代读书为“明道”古代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并非纯粹为了获得知识，其最大的追求是为了闻道、传道与卫道，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是当时读书的价值取向之表述。那时的读书人，相当于传统社会之“士”阶层。古代之“士”的基本使命，在于闻道、卫道、行道，即“志于道”。《荀子·劝学》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术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终极目标为“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求得“道德之极”，乃为学之目的。因此古代“士”之最高理想，不是求知，而在明道，专在人之德性上下功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语道破玄机；上迄天子，下自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道，身禀天地阴阳以生，是乃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而修道之谓教，故修身之道即为儒学之“道统”，此乃“内圣”之道。古代读书人在追求“明德求道”， 强调 “内圣”之功夫的同时，也非常强调“学而优则仕”传统。因此那时许多读书人既是学者，也是后备之官吏，或本身即是官吏。求学成士，进而入仕为官，乃传统读书人之最佳选择。当然“出仕”并非古代读书人的终极追求，而是“志道”、“明道”之手段和途径，“仕”然后能占据有利位置，将“卫道”与“行道”发挥到极致。“学而优则仕”，固然是古代大多读书人的路向选择，然学不优不“仕”者何为？退居求其次，以“修身”为读书第一之要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不能“治国平天下”，但“修身”，仍不失为“卫道”“行道”之大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则是古代读书人“两颗红心一种准备”的现代表述。二、近代读书为求知读书这种行为，发展到近代，由“明道、卫道、行道”转向了求知，学习者的头衔也由“读书人”变为了“知识分子”。“读书人”与“知识分子”区别，不是名称的简单改变，而是读书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所致。古代读书人读书追求“修德明道”，而近代“知识分子”读书以“求知”为目的。这种变化，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并不是读书者的一种自我选择。泱泱文明大国，历经三千年而不衰，疆土之广大，经济之鼎盛，科技之发达，中华帝国之辉煌，曾令世界各国俯首和仰望，而众多学子也沉浸在“之乎者也”中，以“朝闻道，夕死可”而满足。然而事物发展自有其规律，物极必反则是人类社会的真实写照。古代中国，自大自固有其资本，但盲目自大固步自封到极致，自会走向反面并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小至人类个体生命，大至民族命运概不例外。自从外国列强用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 ——火药，轰开了奄奄一息的清朝国防大门后，晚清的一些“读书人”，突然发现“道”是根本挡不住装在铁皮内的“火药”的。而要制止外国列强的政治逼迫、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只要从“道”中走出来，用“知”——科学技术武装国人，才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的昔日风光。从此催生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当时读书人发起的一种对传统读书行为的一种革命。从读书的角度来看，这时读书的价值取向，明显跟古代传统读书的追求有了极大的差异，而革命的结果，则是学习者逐渐从传统读书人演化为近代知识分子。废儒学，兴新学，提倡民主和科学，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近代读书的价值取向虽然由“读书明道”变为了“读书求知”，但中华民族的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使命感，不但仍然一脉相承，而且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得多。在近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时时可看到那种解民众于倒悬，救民族于水火的责任感。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陈独秀、鲁迅、蔡元培等，无不为国为民而读书而奋战。读书——求知——救国，成了这几代学人的基本品质。三、当今读书为学技读书在过去对一般的百姓来讲，属于一种奢侈品，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到了当今（注：这里的“当今”，包括上文的“古代”“近代”，不是历史学上的划分，只是笔者为便于叙述起见，随意划分的），读书已成为一种一般的消费。而读书的价值取向也由“明道”、“求知”，转为“学技”，其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就业。这时原本读书“明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已不再为学人所推崇，或者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金钱多寡论英雄的当今，读书已泛化为一般的学技——学考试。因此有人说中国的图书出版量世界第一，但百分之八十却是教科书和教辅资料，也就再自然不过了。记得在高考刚刚恢复的那些年代里，还有不少学子雄心勃勃，满腔热情，一心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富强而读书，所以陈景润才成为民族英雄，成为无数学子的敬仰对象。静下心来想想，现在还有哪位读书的人，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读书是为国忧为民忧，像周恩来年轻那样喊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不可否认，古今读书都有功利在其中，但像现今读书就是为了考试为了就业这种“功利”的，这在过去的传统中，好像是史无前例的。现在读书没有了一种“继往圣之绝学”的圣神感，没有了一种“开万世之太平”的使命感，而仅将读书变为获取个体生存的一种技能和手段。因此当今的读书的人，不再称“读书人”，也不像“知识分子”，而应该称之为“有文化的劳动者”最为恰当。从“读书人”，到“知识分子”，再到“有文化的劳动者”，难以界定是进步还是退化，但这是读书价值取向的衍变却是一种事实。